矩园余墨

看来“书以人重”所造成的种种憾事还将继续下去，因为至今仍然“书以人重”。“书以人重”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这是站在“书外”立场上所说的道理，就是说，“书以人重”其实并不是在评书，而是在评论“书外”的人──论者其实是做了组织人事等部门的工作，与评论书法并不相干，所以“书以人重”并不是评书之道。
运动员已经叛国投敌了，他即使得了世界冠军，我们也表示不肖一顾，这原也怪不得我们，既然以秦桧下跪在岳飞墓前为快意，自然也就不会去宝爱秦桧的书法──除非他已经平反昭雪。“书以人重”的合理性还在于“书外”的许多方面其实都比书法更为重要。“书外”的天地广阔得很，而书法仅仅是一个小天地。《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这里所谓的“书”，其实主要还是着眼于文字的实用性，至于文字的艺术性──书法，待书法本身从稚拙发展为具有辉煌成果后，直到汉朝才开始逐渐普遍受人重视。在此之前，书法在人们心目中并不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否则，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文化精英必定都有一个“著名书法家”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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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虽然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但“书外”的艺术门类还很多，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电影、电视等等，艺术又仅仅是人类活动的一方面，艺术之外更有政治，军事、经济、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等等，可见书法是艺术这个小天地中的小天地。政治、军事、科学都能改变人类的命运，书法却不能。所以历来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以治国平天下为“大道”，而以书法为末中之末的“小道”。以书法为“大道”行不行？举国上下都埋头于书法，有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却无人过问，那就要亡国亡党了！南唐李后主创“金错刀”，北宋徽宗创“瘦金书”，于书法都有成就，却怠于朝政，结果“身虏国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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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书法无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我国现状来说，书法虽然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却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延续了十年的“书法热”之后的1991年所编的《杭州电话号码薄》上列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电话号码约三万门之多，却仍然没有一个号码能够直接通到“书法”。“书外”的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专门研究院、研究所不计其数，就艺术范围来说，如戏剧，全国专业剧团也不少，唯独书法却没有专业团体。虽然如今书法家协会也难以数计，但都是业余团体。其中虽然少数书协设有专职人员，日常也是做组织工作，书法研究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业余的事。沙孟海先生对浙江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学生说：“一般书人，学好一种碑帖也能站得住。但作为专业书家，要求应更高些。就是除技法外，必须有一门学问做基础，或是文学，或是哲理，或是史事传记，或是金石考古”。又说“学问是终身之事”。沙先生之所以说这些话，倒不是因为文学、哲理、史事传记、金石考古这些学问有益于书法艺术本身的提高，否则先生在《我的学书经历和体会》一文中为什么只字不提这些“书外”的学问与学书的关系呢？先生真正用意是为了使学生将来立足于社会打好基础。为什么一般书人擅书“也能站得住”？因为他还有“书外”的专业，他不必担心没有“书外”的工作部门可以立足。以书法为专业的学生，如果不以“书外”的学问作为“终身之事”，毕业分配工作就会遇到困难。也就是说，专业书家在目前来说其实是不存在的。独立的艺术却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书法专业毕业，而日常的主要工作却忙在“书外”，可见从“书外”的圈子来看书法，“书以人重”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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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书外”的“大道”来说，书法是“小道”，但属于“小道”的又何止是书法？孙过庭《书谱》云：“夫潜神对奕，犹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下棋，钓鱼尚且自有存在的意义，何况是精妙绝伦的书法！张怀瓘《书断》云：“观者玩迹探情，循由察变，运思无已，不知其然。瑰宝盈瞩，坐启东山之俯；明珠曜掌，顿倾南海之资。虽彼迹已缄，而遗情未尽，心存日想，欲罢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这是不必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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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书法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其优劣就值得一评，因此从书法本身来看也就有“人以书重”的情况。历来“人以书重”的情况与“书以人重”同样普遍存在。随便举几个例子：
──“张伯高（旭）行业未彰，独以书酣身”，却可以“以此养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郑杓《衍极》）。
──穆宗时，柳公权“以夏州书记入奏，帝曰：‘朕尝于佛庙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遗侍书学士。”（朱长文《续书断》）
──师宜官“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俟其饮足，削书而退。”（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有一次我去参加书法评奖，见一青年作者水平不错，据说他如果这次能得奖，他在婚姻问题上来自未来岳父的阻碍就因此而解决。于是评委们纷纷投了他的票。
青年因书而得妻，师宜官因书而得酒，柳公权因书而得位，张旭因书而得名，王羲之更是因书而称“圣”。王羲之固然在“书外”方面也“重”，但并没有“重”到“圣人”的程度，他之所以被誉为“书圣”毕竟是因为在书法上有突出的贡献。冯班《纯吟书要》云：“邑人严道普名泽，家藏右军《二谢帖》。或诮之曰：‘谁见右军执笔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是右军；使右军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军！’”冯班的“人以书重”的态度何等明确而坚定！这是知书者的心声。
“昔人论书，多论其人，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冯班论书，只论其书，苟非其书，虽然王羲之身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亦不重右军”。唐太宗论书也是“人以书重”。他以万人之上的帝王之尊，却乐意“心慕手追”王羲之，当然是因为其书，而非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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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书重”，所重的是其书──书法的艺术价值；“书以人重”，所重的是其人──“书外”的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书迹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其书就具有历史价值；作者是历史上著名人物，其书迹就与他所使用过的其他实物（例如衣帽、鞋子、钢笔、手电筒或朱德的扁担）一样，都具有历史价值；作者是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文字学家等等，其书迹的文字内容就可能具有学术价值──都是“书外”的价值。
如果将人比作山，那末书就是山上的树。山脚的大树高呢，还是山顶的小树高？“书以人重”论者说小树高于大树，因为他是丈量山的高度；“人以书重”论者说大树高于小树，因为他是丈量树的高度。“书以人重”为书法界不能实行平等竞争立了一条根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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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在“大道”上显贵者，在“小道”上完全可以大度些，大可不必事事争先去图虚名。否则人家为了“善自为谋”，只好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办法来对他表示“尊重”，使评书并无真实的结果，甚至根本无法宣布结果。《南史•王僧虔传》云：“僧虔弱冠，雅善隶书。”“（宋）孝武帝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拙笔，以此见容。”王僧虔所用的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办法。又云：“（齐）高帝素善书，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曰：‘谁为第一’？对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这场君臣书法比赛因“书以人重”而无法宣布结果。
一部《淳化阁帖》，先列历代帝王之书，次列历代名臣之书，再列“书圣”王羲之父子之书。十卷法帖，“二王”占了五卷。在次第上，体现了“书以人重”；在数量上，体现了“人以书重”──两方面都照顾到了。编者的用意，今人也仍然懂得：体现“人以书重”，是编者的真正目的；体现“书以人重”是编者的另一目的──为了争取上级领导对书法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书以人重”是一种爱屋及乌的感情现象。“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尚书•大战》），在这种感情现象中，凤或乌、书法或非书法根本无所谓，它们的作用无非是触景生情的导火线，实际所重的是其人。感情现象的结论是：人品高，乌品自高；“人品高，书品自高”。在这种感情现象中，作者其人的德、才、位，甚至音容笑貌等一切“书外”有价值的“人品”全部在“评书”中起作用。对于恋人来说，他所重的是意中人的情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所重的是历史著名人物的遗墨；对于急待上级拨款的人来说，他所重的是有关领导的签字──这些书迹是否存在书法艺术价值，观者可以视而不见，却丝毫不影响其观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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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现象往往对客观事实进行歪曲。月亮圆不圆、明不明，事实上各地看去都一样，然而一旦笼罩着感情的迷雾，就再也看不准确了，或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或说“月是故乡明。”傅山晚年《字训》云：“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细视之，亦未可厚非。”“恶其书”，是因为遮盖着“薄其人”这层感情迷雾；拨开了“书以人重”这层感情迷雾，客观地将书法本身“细视之”，赵书的真实水平才被傅山看清楚──原来是“未可厚非”。可见“书以人重”这种感情现象严重地妨碍着对书法本身的客观、正确的评价。
傅山评赵书从“恶其书”到“未可厚非”的过程，就是从“书以人重”到“人以书重”的过程。当然，他仍然薄其“书外”之人，但从“书内”来说，他已经承认赵孟頫是“未可厚非”的书法家了──一个政治上有变节行为的书法家。将“书外”与“书内”一分开，准确的评价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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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评赵书，先是执着“书以人重”，以论人代替论书，晚年终于将论人与论书分开。为什么傅山能有这种转变？因为他毕竟有一双知书者的眼睛。书法与任何其他学问一样，知与不知正如金字塔的顶端与底座──知者寡，不知者众。作为大多数人来说，因为他们实在看不出书法本身有什么可值得“重”，所以不能“人以书重”，而只能“书以人重”。甚至书以钱重、书以房子重、书以他人重、书以国重。同一件衣服，标价20元，没人要；改价为200元，大家就争着买了。这就是物以钱重，书法作品也有同样的情况，标价越高，作品在不知书者的心目中也就越“重”，所以叫“书以钱重”。虞和《论书表》云：“旧说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一老妪捉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一枚几钱？云值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为五字。妪大怅惋云：‘举家朝餐，惟仰于此，何乃书坏。’王曰：‘但言王右军书，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竞市去。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王笑不答。”为什么“王笑不答”？因为王羲之感叹老妪只知重钱，而不知重书。同一件书法作品，放在字纸篓里就没有人去“重”，如果放在高级的展览大厅中，“重”它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书以房子重”。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云：“昔人以翰墨为不朽事，然亦有遇不遇：有最下最传者；有勤一生而学之，异世不闻声响者；有为后人相倾，馀子悠悠，随巨手讥评，以致声价顿减者；有经名人表彰，一时慕效，大擅墨池之誉者──此亦有运命存焉。”这就叫“书以他人重”──他人重其书，我亦重其书。因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所以外国的书法也比中国的“重”，这叫“书以国重”。凡此种种也与“书以人重”一样，都是书以“书外”而重，其原因都是由于不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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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说，因为“书外”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比书法重要，因为“书外”的感情现象很难避免，因为书法外行永远多于内行，所以“书以人重”是一种“书外”的社会自然现象。世上的道理在同一个问题上却有针锋相对的两种：一种诉说的是即使不断铲除，却依然滋生且茂盛的社会自然现象，可举“刑不上大夫”这句话为例；一种呼唤的是即使为之不断奋斗，却仍然不能全部实现的人类理想，可举，“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为例。虽然这两句话都是现实存在，但是，必须不断铲除的是“刑不上大夫”，必须不断倡导并前仆后继地为之奋斗的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将“刑不上大夫”作为人类奋斗的理想，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
说到这里，又想起前文提到的苏轼和黄庭坚的话。苏轼说，“古人论书法，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他说的是“古人论书”，而不是他自己论书。他诉说的是“书外”的社会自然现象，所以无可非议。黄庭坚的话就不同了，他说的是自己论书。“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连区区的一个“书法家”的头衔也不肯给人家，这不是因为黄庭坚不知书，而是气量问题。他应该向傅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