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园余墨

博学才能发展兼蓄才能创新
──与李文采先生商榷

囗 张金梁   

读了刊于一九九六年第六期《书法》上李文采先生的《书法形象的书卷气与作者书外的博学无关》（后简称李文）一文，感触良多。此文是李先生发表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书法研究》题为《书外功与书内功》一文的章节上又加以发挥而成的。现就此文中有关问题与之商榷：
首先看题目《书法形象的书卷气与作者书外的博学无关》，其中“书法形象的书卷气”就不通，“书法形象”是书法的外在面貌，而“书卷气”是指书法艺术中内在的气质，那么通过“书法形象”去探求“书卷气”无异于隔靴搔痒。李文多次运用“书法形象”一词，而不提书法艺术，读之别扭，不知“书法形象”与“书卷气”是何等关系？从其“书法形象的本身除了外在的形式之外，还有一个内涵之美”之语看，“书法形象”的提出，是作者怀疑书法由“内涵之美”而来。那么书法既然只有“形式之美”而没有“内涵之美”，而又要讨论属书法“内涵之美”的“书卷气”还有什么意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李文在论述中的用词，既不加以界定又要任意发挥。如说书法“有无内涵之美是书法‘工拙’的标准”。“工拙”是写字好坏的代名词，并不是书法水平的衡量标准。汉代常用“工、能、善”论书家，是因为当时书法的审美处于朦胧状态，后世延用“工”大都相当“工于”，实际“工拙”只是对书法的形式美加以肯定或否定，而对书法的“内涵之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历史上工书法（能写字）而乏韵味（内涵）的人不胜枚举，馆阁体书家就是一个工书法的群体，它就是缺乏“内涵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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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把书法的“内涵之美”说成仅仅是“书卷气”，是非常错误的。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综合艺术，她的内涵广泛得很，除“书卷气”外，还有“金石气”“力度美”“自然美”“中和美”“韵律美”“意境美”……等等，若将书法的“内涵之美”只用“书卷气”代之，那是以偏概全，违背了书法美学的原则。至于李文称“书法是一目了然的艺术”，更是令人大惑不解，书法是高级艺术，好的书法作品让人百看不厌，愈观愈妙。《兰亭序》千百年来多少人倾注毕生精力研究学习，也没敢说把其中奥妙全部挖掘出来，怎么能冠以“一目了然的艺术”呢？还有称书法为“形学”也太武断。由于概念模糊，致使文章显得苍白无力。
李文最主要的弊病在于逻辑推理的简单生硬。如：由书法形象→内涵之美→书卷气→工拙，使本来内涵非常丰富的事物，任意分割去留，最后形成一个为带有原事物特征的微不足道的简单问题，而将此简单问题模棱两可的解释一番，就万事大吉了，反过来任意肯定或否定原事物，让人哭笑不得。如为了说明博学与书法没有关系，将书法家都是文人，反用之硬说成文人都是书法家，然后再举例子：杜甫是“诗圣”，不仅不能成为“书圣”，反而不能书，还有李白、谢灵运、孔子等。从而再反证书家不用博学。并说：“如果我们以博学能反映在书法里，然后再以书法证其学，这些不善书的专家、教授当然也要像鸿文先生那样指责我们了。”这哪里是说理，简直是抬杠！其接着又说：“若是学书法，则任何书外的学问都不可能解决书法的根本问题，正如书外学问不来自书法一样。”可以看出，李文已陷入研究问题的方法论错误中而很难自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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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一门综合艺术，她可以借鉴其他姊妹艺术和自然现象，不断地丰富其表现形式和内涵。如建筑结构的重心、绘画的布白、舞蹈的造型、体操的韵律、音乐的节奏……等，无不对书法的形式表现起着积极的影响。但决不能要求书者非成为这些门类的专家不可。实际上，书法对其他艺术的借鉴是在理上的通悟，并不是死搬硬套。
博学与善书，并没有利害冲突。试想让一个文盲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书家是何等困难，而学识渊博者对书法的理解和把握，比前者要优越得多，当然其他学科所下的功夫代替不了书法上的功夫，但若用其他学科的道理来帮助解释和理解书法是完全可能的，触类旁通就是这个道理。如启功先生用数学上的“黄金分割”解释楷书结构的匀衡和变化规律；林散之用国画的用墨丰富书法的墨法；郑板桥用兰竹法作书等都取得了成功。谁都难否认，用相同的功夫，有学问和没有学问者在书法上所取得的成绩是大相径庭的。还有，人们提倡学者型书家，并不是让学书者先成为学再成书家，而是可以通过学书带动其他知识的掌握，齐头并进。
李文在分析善书者可不博学的问题时，摘录了欧阳修、康有为所提到的隋前碑志六朝造像，字画工妙，颇多异态。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这些作品比之当时的庙堂书法要粗陋和拙劣得多，相对于庙堂之作属于“不工”者书法，正因为这种随意性和非规范性，在今天看来非常生动可爱，这是现代人审美的一厢情愿。若把这些书法误以为是当时的代表作，那就大错特错了。再则当时撰写碑志者，也决不是目不识丁之辈，大都是地方秀才、幕府官员和文人等，他们的文学和书写水平亦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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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对应，生硬的衔接，容易产生粗陋的理论。如谈书法气息的问题直接对应为：“‘妇气’莫非是因为经常接触妇女？‘兵气’莫非就是因为作者经常拼刺刀？……”一派俗言陋语，把书法批评引向歧路。这故作糊涂、将错就错的作法，不利于书法的学术研究。
“博学不仅于学书无益，而且对书法的专精有妨碍。”“不仅是书外的博学与书法，即使书法本身也是博与专难于两全的。”这是李文的中心论点，其还举了“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的例子，但人们不全因此而认为张旭是一个只会写草书的人。他的楷书《郎官石柱记》端庄严谨，黄山谷称“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他的诗在唐朝也是名家，这些应怎么解释？大凡做学问，一般规律是专──博──专，搞书法也是样，开始的专是初学阶段，没有余力顾及其他，当学习初见成效时，便又向专方面发展。由于人的智力、条件、机遇等不同，所以在成就方面也有区别。在历史上有不少全能冠军，如王羲之的数体俱精被尊为“书圣”；苏东坡的诗、词文、赋、书、画皆雄视宋代；近代吴昌硕，诗、书、画、刻四绝……这些都说明博学并不妨碍专精，并有相辅相成之功能。“难于两全”并不等于不可能两全，“难”才显得珍贵。做学问立足点要高，再加之治学之路正，才有可能出现时代的大家。
李文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一个初学者的位置上谈论书法的。不顾书法丰富的内涵，而独钟情于书法形象，致使只关心字法、笔法，而忽视了书法的最高境地──抒情达意，大有舍本求末之弊。实际上李文也就是针对于书法的初级阶段而大加讨论，若将原文题目易之为《写字与作者书外的博学无关》似乎还能讲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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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继承发展的总是是关系到书法能否与其他艺术形式共存并进的大总是只继承便永远也达不到历史上所出现书法的成就和水平，就会成为可悲的“书奴”。只有发展创新才能推动书法艺术前进。而发展创新的动力，除充分挖掘书法传统因素外，更重要的就是借鉴其他文学艺术，弥补和丰富书法的表现能力，这就需要博学读书。而对发展创新这样一个大问题，李文却只字不提，硬认为：“书卷气不是来自读万卷书，而是来自书法自身的历史进步，作为后者来说，书中的书卷气是学习具有书卷气的前贤法帖的结果。”试问，只靠临摹而不发展哪里来历史的进步？而前贤书法里的书卷气又是哪里来的？
书法是一门学问，故研究书法自然而然地要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知识，甚至包括书家的道德观念和气质修养。若把书法艺术片面地理解为写字，或者当成追求名利的手段，其早晚是要被社会淘汰的。